加快建设职业教育强国，首先要系统思考职业教育强国是什么、具有哪些特征、中国特色表现在何处等基础性问题。这是科学探究职业教育强国系列问题的逻辑起点和立论基础。

（一）职业教育强国内涵阐释

根据已有的教育强国相关研究成果和世界教育发展新趋势新要求，结合职业教育类型特色，至少要从以下四个维度理解职业教育强国的丰富内涵。

一是职业教育系统自身强。这是从本体论视角认识职业教育强国，也是建设职业教育强国的前提和基础。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稳步推进、高技能人才缺口扩大、人口红利由数量型向质量型和配置型转型、人口负增长态势加剧①以及学龄人口规模结构变化等均对职业教育办学水平和育人质量不断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只有不断加强职业教育内涵建设，持续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才能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与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律相符合，与国家战略布局相契合的高质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二是职业教育服务贡献大。这是从系统论视角理解职业教育强国，把职业教育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密切关注职业教育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增进就业创业、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水平和贡献大小，把职业教育强国作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等强国战略的重要基础。简言之，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程度如何，衡量标准还是要看其价值功能或服务贡献是否强大，包括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

三是人民对职业教育满意度高。这是从价值论视角体认职业教育强国，并将职业教育置于哲学的高度和“人民至上”的立场。柏拉图明确提出，教育的最高形式是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满足程度越高，则价值越大。基于此，我们要把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作为衡量职业教育价值功能的根本准则。一方面，要通过职业教育不断满足人民对更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职业教育获得感；另一方面，还要不断促进职业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四是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大。在某种意义上，职业教育强国具有强烈的国际比较意蕴，究竟是不是职业教育强国，需要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如中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职业教育体系等。可见，这是从世界坐标体系和国际格局秩序视角研判职业教育强国。换言之，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强国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和中国的实际来办，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强国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总体来看，上述四个维度尽管侧重点、观察点有所不同，但彼此间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实则是一个有机统一体。综上，我们可以将职业教育强国概述为是职业教育发展质量、服务贡献、民众满意度和国际影响力等强大且显著的国家。在此语境下，职业教育强国是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是由多个发展阶段和一系列建设行为构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职业教育强国是对国家职业教育发展质量的静态呈现，而职业教育强国建设则是追求并实现这一目标任务的具体行动和现实举措，是对国家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动态推进。

（二）职业教育强国主要特征

基于职业教育强国的内涵阐释，结合世界教育强国的发展范式和经验智慧，职业教育强国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一是高质性，即质量高、综合实力强。职业教育强国首先表现出的就是自身发展质量高、综合实力强。质量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也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所追求的永恒主题。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新表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由此，高质量发展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首要任务和必然要求，也是职业教育强国最鲜明的特征。无论是强国的职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强的国家，都是以职业教育质量高、综合实力强为根基和底座的。

二是适恰性，即规模结构合理、体系完备。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是职业教育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加快建设职业教育强国的有效支撑。在某种意义上，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职业教育强国的体系基础。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坚持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并重，在横向职普融通、纵向层次贯通、产教深度融合、科教多链融汇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成型。可见，以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为基础和支撑的职业教育强国一定是规模结构更合理、制度体系更完备、类型特征更彰显。

三是现代性，即现代化程度高、实现善治精治。现代化是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的演进过程，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和重要标识，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职业教育强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通过职业教育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并加速推进职业教育从管理向治理、善治、精治迈进。可见，职业教育现代化必将有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将职业教育强国建设推向新的高度和层次。此时，职业教育强国的现代化程度、治理理念和范式等都是空前之高的。

四是贡献大，即功能突显、服务贡献大。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类型，在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社会协调发展、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需要、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和热烈。无论是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还是社会各界对更好职业教育的热切期盼，都需要职业教育发挥更加强大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战略功能、教育功能和民生功能，为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五是国际化程度高，即国际竞争力和世界影响力强。职业教育强国是国际比较分析的结果或产物，是在世界范围内对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和国际影响的比较性衡量和判定。因此，随着国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决策的深入推进，我国职业教育正积极融入对外开放大格局、开辟国际合作新赛道，在国际职业教育标准、资源和装备等方面开辟新主场，全方位提升国际竞争力和世界影响力，为全球职业教育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三）职业教育强国的中国特色

从职业教育强国的目标设定和路径选择等方面来看，其具有显著的自主性。在某种意义上，自主性是判定是不是职业教育强国、是何种发展类型国家的职业教育强国的主要指标。换言之，职业教育强国充分彰显国情特色。因此，要深刻理解和系统把握职业教育强国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

一是坚持和加强党对职业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和加强党对职业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是建设职业教育强国的根本保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建设职业教育强国的根本方向。只有坚持和加强党对职业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才能确保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才能坚定建好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强国。

二是人口变局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规模上，我国是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截至2023年末，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约为17.58%②。在结构上，我国正在向深度老龄化社会转型，劳动年龄人口缩减，人口负增长态势加剧。在质量上，我国人口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得到极大改善，人口红利由数量型逐渐向质量型、配置型转型，为推动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迈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空间上，人口迁移流动活跃和有序，区域分布和行业分布趋于合理。这将进一步优化劳动力空间分布，提高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人才资源的利用效率。

三是“自主探索、创新发展”需求更加迫切。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职业学校（不含技工学校）共有8665所，招生（不含技工学校）1018.1万人。从国家性质、经济体系、人口规模和办学需求等方面来看，没有现成的经验或模式可以借鉴，需要在探索中摸索和前进。一方面，世界变局新形势、国家发展新布局、教育变革新举措等不断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存在的办学层次不准、政策供给不足、产教融合不深、服务贡献不优等问题亟待解决。这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全面提高职业教育质量，不断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和吸引力。

在教育强国战略布局和有序建设中，基础教育是基点，职业教育是铜腰，高等教育是龙头。职业教育不仅是连接“龙头”和“基点”的枢纽，更是与世界先进制造业、全球产业链集群、高技能人才的直接接口。因此，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深层次、更大逻辑来精准辨识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支撑点位。从政策和实践相结合的视角，遵循从宏观到微观、从内部到外部的逻辑架构，设计职业教育强国的建设支点。

（一）支撑框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是建设职业教育强国的重要环节，是建设技能型社会的重要基础，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支撑。党的二十大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教育领域改革首个重要文件，对新阶段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如何建、怎样改等问题作出新判断、新部署。

整体来看，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由学前教育阶段和初等教育阶段的职业启蒙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含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组成。近年来，我国在职业教育学制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师资培训体系、实习实训体系、管理体系和评价体系等方面持续深化改革。在纵向上搭建并实现了“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专科层次职业教育—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应用技术型本科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等层次贯通，在横向上实现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多维双向融通，在领域上推进了“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其中，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由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等实施。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不含人社部门管理的技工学校）共有学校7085所，招生454.04万人，在校生1298.46万人，分别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和在校生总数的31.93%、31.65%。高等职业学校教育包括专科、本科及以上教育层次，2023年全国高等职业教育（含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共有学校1580所，招生564.06万人。可见，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基本形成并进入深化建设阶段，其将进一步释放职业教育发展活力和动能、增强职业教育发展适应性、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职业教育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途径：产教深度融合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固有属性，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所在。推进产教深度融合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永恒主线，也是加快建设职业教育强国的重要任务。

202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从推动形成产教融合头雁效应、夯实职业院校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设计了19条推进策略，明确了产教融合的基本形态，构建了以产教融合型城市为节点、以产教融合型行业为支点、以产教融合型企业为重点的一体化中国特色产教融合体系。

多年来，我国始终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作为重要的产业政策与教育政策，融入经济转型升级各环节，贯穿职业教育人才开发全过程。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推动下，经过职教战线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国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取得了显著成效，如制度设计和体系建设日趋完善、规律认识和科学把握不断深入、发展路径和区域探索逐渐清晰、融合方式和平台载体日益多元等。新时期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在领域延伸、对接需求、搭建平台、优化模式、人才培养、制度突破、资源配置、科研引领、企业主体作用发挥和发展利益共同体建设等方面被赋予新意涵，将为职业教育强国建设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截至2023年底，我国职业教育1300余种专业12余万个专业点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累计培育了3000多家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了21个产教融合型试点城市。

（三）人才支撑：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人才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第一资源，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强调：“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高技能人才是我国拔尖创新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力量，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重要支撑。职业教育是广大青年成长成才的重要途径，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基础工程。职业学校是培养多样化人才特别是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主阵地、主渠道。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能力不断增强、培养质量不断提升。2012—2022年，我国职业院校累计为各行各业培养输送6100万高素质劳动者，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可见，职业教育为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城镇化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技能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将进一步夯实技能型人才资源开发基础。

在加快建设职业教育强国进程中，人才既是基础性资源，也是主体性支撑。换言之，谁能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谁就能在强国建设和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占据优势。

（四）中坚力量：“双师型”教师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石。

教师既是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条件，也是推动教育改革创新的基本力量，还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关键主体。在某种意义上，教师的质量决定着教育的质量，教师的整体素质决定着教育发展水平。

“双师型”教师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和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必然选择。因此，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建设职业教育强国等均需要“双师型”教师队伍这一中坚力量和可靠资源提供强有力支撑。

近年来，我国坚持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不断加大中央财政投入，有效带动省级财政投入，提高职业院校教师“国培”“省培”覆盖面和参与率，完成国家级培训13.6万人次、省级培训9.2万人次；依托龙头企业和高水平高等学校分层分类共建170个“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有序启动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工作，分批分层建设了1000余个教学创新团队；依托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开设师德师风、通识研修、专业课研修、项目研修、专题研修等版块，有效提升职业院校教师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2012—2023年，我国职业院校专任教师规模从111万人增至145人，增幅30.63%；2022年，我国各层次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在专业课教师中的占比均超55%。

（五）重要引擎：职业教育数字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指出：“发展数字教育，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改革所向，更是教育工作者应有之志、应尽之责、应立之功。”他在202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不断开辟教育数字化新赛道。

可见，深入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既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方向和重要任务，也是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职业教育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

2022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如平台建设有突破、资源汇聚有章法、数据联通有成效、基础条件有改善、赋能水平有提升等。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测算，2022年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指数为0.74。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已有较好基础，并“以新数字技术为自我持续进化和革命的内驱力，推动职业教育治理方式、体系结构、运行机理、育人模式和评价标准等产生深层次、系统性创变”，其助学、助教、助管、助研和助交流合作等独特优势作用将得以更充分发挥。在某种意义上，职业教育数字化是“数字中国战略”的组成部分，深入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是贯彻落实强国战略的重要先手棋，其将为加快建设职业教育强国源源不断地注入动力、蓄势赋能。

从职业教育大国到职业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需要以系统思维为方法，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统筹推动各种教育类型、资源、要素融合创生。这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强国建设要遵循的总体方法论。在党和国家事业战略布局下，在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推进中，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强国建设应在理念引领、体系深融、人才培养、数字赋能、科研创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六个方面探寻更优进路。

（一）坚持理念引领，为职业教育强国建设举旗定向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和指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行动方向和路径。深度思考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发展理念，是我们高质量推进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理念基础。由此，要坚持和加强党对职业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把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伟大思想、先进理念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扎实推进职业教育强国建设。

一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思想深邃、博大精深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是被新时代伟大变革所证明了的科学理论和行动指南。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应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等都可以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找到答案。可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加快建设职业教育强国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二是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是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顶层设计，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二十大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两步走”战略安排，2035年、2050年是两个关键时间节点。这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分阶段推进职业教育强国建设坚定了信心、指明了方向、明晰了道路和汇聚了力量；这也将是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唯一正确道路。

三是树立大职业教育观和类型化职业教育发展观。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的教育类型。“跳出职教看职教、立足全局看职教、着眼长远看职教”成为办好职业教育的基本判断和客观规律。一方面，应树立大职业教育观，把握好职业教育的全局性、跨界性、融合性、开放性等属性特征；另一方面，还应进一步强化职业教育类型教育观念，职业教育不是“低层次教育”更不是“淘汰教育”，而是一种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特征鲜明的教育类型。这是办好职业教育、建设职业教育强国的本质性前提和底线性要求。

（二）推进体系深融，为职业教育强国建设聚力增能

融合发展既是由职业教育本质属性决定的，也是政治、经济、科技等社会各子系统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客观要求决定的，还是职业教育自身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以深化产教融合为重点、推动职普融通为关键、促进科教融汇为新方向，加快构建融通融合融汇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是建设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加快建设职业教育强国的奠基性工程，也是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必须科学解决的基础性、战略性问题。

一是把中央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新战略、新部署、新路径落细落实。稳步推进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做实“一体”），省级政府在政策项目扶持、资源调配、制度创新等方面应有足够的改革试点统筹能力和资源盘活能力。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尽快取得新突破（建强“两翼”），增强职业教育服务区域发展的包容性和契合度，增强职业教育适应行业产业发展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科学解决盲目跟风建设、形式大于内容等局限性问题。

二是深化职业教育招生考试、人才培养等制度改革，为学生搭建多样化、适应性的成长成才“立交桥”。在招生考试方面，建立中职—普通高中、中职—高职、中职与本科、高职与本科、本科与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衔接通道；在人才培养方面，构建“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教育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一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学生发展通道；在选人用人方面，国家层面应健全完善职业学校毕业生在就业、升学、职务晋升、职称评审等方面与普通学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的政策机制，清理各种歧视性制度和“隐形门”操作。

三是找准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着力点，创新推进方式。职普融通应以建立各类型各层次教育转换通道和融通机制为基点，产教融合应以推动“一体两翼”战略部署、办好有效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职业教育为支点，科教融汇应以破解“卡脖子”应用技术及人才培养问题、“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中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中试车间’”为切入点。

（三）加强人才培养，为职业教育强国建设聚才育才用才

人才是国家强大的基石。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在应用型技术领域发挥自身强大的创新力、贡献力和影响力，是国家强大实力的重要体现。2023年9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重要场合对新质生产力作出科学论述。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更高素质的劳动生力军，需要把更多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此，加快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急需打造一支高素质劳动者队伍、自主培养一大批高技能人才。

一是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科学谋划，加快完成高技能人才培养战略目标需要的增长极、能量核和撬动点。增长极，即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和国家级产业示范基地建设为基础，培育国家高技能人才发展增长极化点；能量核，即打造、增强支撑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载体平台和项目中心等“能量核”系统；撬动点，即进一步认识、把握和遵循高技能人才成长规律、科研创新规律和产业孵化规律，在更广层面、更深程度推进高技能人才体制机制改革。

二是进一步优化区域布局、空间结构，分层打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支撑点。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应建设高技能人才培养高地；高技能人才相对集中的中心城市，应着力建设吸引和聚集高技能人才的平台、开展高技能人才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高技能人才较为活跃的科创中心、实验基地和行业企业等，应创新高技能人才使用、评价和激励机制，加快形成高技能人才培养战略支点和雁阵格局。

三是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高技能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在“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方面加大制度创新和政策供给，进一步增强高技能人才制度体系的吸纳力（即制度体系对高技能人才的包容性、保护性和吸引力），整合力（即制度体系在融合国家战略目标、统整人才类型层次、协调各方力量资源和细化配套措施方案等方面的深度整合）和执行力（即相关主体在充分运用制度资源实现高技能人才制度目的和目标的能力）。在整个育训体系中，应进一步明确并强化职业院校是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主阵地、主渠道，支持职业院校与科创中心、实验基地、头部企业和产业园区等深度合作，开展省域高技能人才培养联合体建设。

（四）强化数字赋能，为职业教育强国建设强基塑形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未来教育创新变革的发展趋势，其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人才培养的质量，也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和国家的竞争优势。深入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重塑职业教育数字生态，是促进职业教育内涵发展、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和建设职业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由此，要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职业教育，以新数字技术系统性、深层次推动职业教育创新和变革。

一是依托数字新基建，从数字网络、数字校园、数字平台、数字资源、数字应用和数字安全等方面进一步改善职业院校办学条件和设施环境，进一步提升数字化基础设施和育人资源在助学、助教、助管、助研和助交流合作等方面的适配性和可及性。省级政府应对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有水平和主体需求进行新一轮摸排，在精准掌握“家底”和“需求”的基础上，科学研制符合省情学情的职业学校数字化转型指导手册或解决方案。

二是开展职业教育主体数字素养和应用技能提升系列专项活动。提升职业教育主体数字素养及应用能力，引导他们主动适应职业教育数字化变革，促使他们能够创新开展工作；有计划地提升决策者和管理者的数字领导力，如数字沟通能力、数字社交能力、数字团队建设能力、数字变革能力、数字科技技能、数字信任能力等；将数字素养标准及应用能力要求等纳入相关主体培养培育体系，并定期进行评估。

三是推进数据融合共享，汇聚各方力量资源，持续建强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全力构建国家数字职业教育资源中心（大数据中心）。一方面，平台建设应面向需求、突显应用和强化服务，强调平台资源供给与职业教育全链深度融合，确保平台资源确实能用、真的好用和随时爱用；另一方面，应充分统筹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社会等方面的力量资源，最大限度为平台提供优质资源和有效供给。四是以数字化转型助力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依托新数字技术，积极探索多样态教学模式和场景，提供泛在、多元、个性、智能的学习空间，完善学分银行、资历框架等制度，为促进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五）坚持科研创新，为职业教育强国建设启智增慧

较普通教育而言，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成果整体较弱，表现为职业教育科学研究适应新形势、满足新需要程度不高，对重大问题研究不深，成果生成不及时、转化不优质，学科发展影响力不强等。可见，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在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科学研究体制机制建构、科学研究队伍建设、科学研究成果生成和转化等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由此，党和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对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开展有组织的科研。

一是丰富完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教育部等国家部委应进一步协同国家教育智库，聚焦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核心目标，加强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大理论和实践研究，科学阐释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内涵、外延、特征等基础性问题，系统探究中国特色职业教育道路、理论、制度，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增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自信。

二是健全完善中国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机构体系。在中央政府的领导和统筹下，依托国家教育智库或全国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组织架构，建立“中央统筹、全面覆盖、立体贯通、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类型明显”的全国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机构体系。中央政府、省级机构、职业院校、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智库、专业学术团体等应在履职尽责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特色、发挥优势、做好专业研究。分领域组建专家委员会，定期开展学术论坛或研讨活动。

三是持续加强职业教育科学研究队伍建设。一方面，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应分批次、分领域对职业教育科学研究人员进行培训，全面提升他们的科研素养和能力水平，适当增加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机构数量及人员编制配额，加大高层次人才引培力度，支持共建跨系统、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创新团队；另一方面，优化高等学校职业技术教育专业布点数，有计划地扩大学生招生数，为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储备优秀人才。

四是及时促进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生成和转化。职业教育相关利益主体应进一步增强科研成果生成和转化意识，鼓励开展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应用型研究、本土经验研究，做好成果生成和转化的线路规划和节点把控。国家层面应建立职业教育科研成果生成和转化机制，完善职业教育优秀科研成果表彰和公布制度。

（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职业教育强国建设构建新格局、培育新动能、拓展新空间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2023年，他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通过鲁班工坊等推进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当前，职业教育是最有资格真正走出国门的一类教育，已成为教育对外开放的新生力量，成为国家外交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可见，加快和扩大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职业教育中心的战略需要和必然选择。

一是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大篇章、两类赛道，充分利用世界一流职业教育力量资源和创新要素，加速使我国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世界职业教育中心。

二是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国际化合作优势。坚持“教随产出、校企同行”的原则，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为重点，加强在中亚、中东、东南亚及非洲布局，稳步推广“鲁班工坊”“中文+职业技能”等“小而美”境外办学项目。研究制定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规范和标准。做实、做优存量，积小胜为大胜，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效益和水平；在增量上，要提层次、上水平、扩影响，探索建设海外应用技术大学。尽快打通职业教育国际化合作的政策堵点，教育部、外交部、商务部、国合署、国资委等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争取政策支持；部委内相关司局更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增加有效政策供给，协同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合作。

三是积极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为全球职业教育发展做出中国努力。一方面，积极主办或承办全球顶尖职业教育会议、论坛和赛事等，搭建高水平的世界职业教育对话交流平台；做好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全球数字职业教育发展指数和示范案例等项目，打造高品质的全球职业教育服务产品。另一方面，系统凝练中国职业教育的经验、理论，推出更具国际影响的标准、资源、项目，打造职业教育国际化中国模式，讲好中国“职教故事”、传播中国“职教方案”，加速走向世界职业教育舞台的中央。